又曰：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，子曰：圣人立象以尽意。

后世重视此常字，实承《老子》。有之，惟公孙龙之《坚白论》。

故老子又郑重申言之，曰：不知常，妄作凶，亦岂可以尚字说之乎？ 必欲求《老子》书中此常名一语涵义所指，则仍须一种训诂，而此种训诂，则仍必凭于考据。因其重古注，遂重家法。老子言道演化而生万物，其间有象之一境，此亦老子所特创之新说，为《庄子》书所未及，故象之一字，亦《老子》书所特用之新名也。既谓未始有物，故老子承之，乃改就一切象状之可名者以为说。愈抽象，则可综之而愈大。

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此种思想线索之比定，则较为深隐而难知。疑《老子》书之本意，并不如是。

虽亦同主兼爱，而所以必需兼爱之理据，则不复远推于天志，而别创为万物一体之论。王弼说之曰： 万物无形，其归一也。盖《老子》书作者，本自以名数的万物一体论，与气化的万物一体论相混，故遂以一为道，又谓乃物之最先发源。无为于万物，而万物各适其所用，则莫不瞻矣。

不为人生狗，而人食狗。则万物只是一气，一气运行，即所谓道。

如此之例，以定《老子》书之晚出，而更何可疑乎？ 《老子》书自称圣人侯王人主之下，则有曰官长。大朴散，始有分司别用之器。当时治国者知有礼有制，而不知有所谓法。然继体传统之君，则未必仍是圣人。

又曰： 大直若屈，大白若黩。此孟子所谓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此所谓托天下寄天下者，实即让贤禅位之意。《春秋》郑子臧聚鹬冠，郑伯闻而恶之，使盗诱杀子臧。

此种景象，又岂春秋时所有乎？亦岂战国初期之所能有乎？又曰：服文彩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而财货有余。又转化而为庄周之物化论，以及公孙龙之惟名论。

（此层详余著《周官著作年代考》。）盖庄子曰因是，因是者，当境如如而皆是。

又曰： 我好静而民自正（定）。故曰彼不可两，不可也。《墨子》书最先，当仅是《贵义》《公孟》诸篇，体类论孟者先传。当孔子时，至于陪臣执国命而极矣。此即其书晚出之显证也。如由公孙龙之说，凡属一名，即是一实。

故以盗竽与刍狗之用语，而证《老子》书之晚出，此两事亦可归纳为一例也。处人之所恶，而受国之垢。

今其书如《天志》《尚同》《兼爱》《尚贤》，一义一题，虽亦有子墨子曰云云，然固不拘于对话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

此又证贵族世袭，父老子继，惟因班序尚新，职位容可微变。其言曰：四时之序，成功者去。

若是言之，亦足证成万物之一体，而似较惠施之仅止于名言之辨者，为切实而进步矣。《论语》之书成于孔门，记言记事，仍是往者史官载笔之旧式也。此必自孟庄以后，尚贤理论愈唱愈高，《老子》书受其影响而不自觉，故虽主不尚贤，而其意想中之最高统制者，则必归之于圣人。）春秋时贤论政，固颇有知以民事为重者。

语似《论语》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。既而告人曰：君无道，吾官近，惧及焉。

祭祀所以整齐国内贵族嫡庶承袭之位。以马为枢，则其四环皆非马。

只就此等处两两对比，深细互观，便知《论语》乃春秋时代人观念，而《老子》书则为战国晚年人观念，时代背景，历史意象，显露襮著，更无可疑。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

则《老子》书之晚出于庄周，又复何疑耶？ 又《老子》曰： 服文彩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财货有余，是谓盗夸。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，不责望其报也。曾子所谓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也。如老子言，以一圣人居天下之上，而百姓众民居一圣人之下，而此在上之一圣人者，又必有待于天下众民之乐推而不重不害焉，而后可以安其位。

《论语》仅言射御，何尝有所谓带利剑。盖宋牼一方既提倡情欲寡浅之说，使人无多欲，无多求，一方又另定荣辱之界，使人无出于斗争，而归其说于人心之能容。

圣人在天下，（按：此即在宥天下之在。故无论就大体言，或就小节言，《老子》书之为晚出，乃无往而不流露其成书时代之背景。

盖因身死则政不在范氏，国纵有乱，子孙可保。故齐景公问治国，孔子对曰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